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鳞状细胞癌占比约30%，其恶性程度高、早期症状隐匿，确诊时多为中晚期，预后较差。生物标志物检测是实现早期诊断、精准分型及指导治疗的关键手段。目前临床常用的非小细胞鳞状细胞肺癌诊断生物标志物包括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癌胚抗原（CEA）等，这些标志物各有优劣，一场“实力PK”彰显其在临床诊断中的不同价值。

        首先登场的是“鳞状癌专属标志物”——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作为一种糖蛋白，SCC主要由鳞状上皮细胞产生，在非小细胞鳞状细胞肺癌患者血清中升高尤为明显，特异性可达85%以上，是区分鳞状细胞癌与腺癌等其他病理类型的重要指标。但其局限性也较为突出：敏感性仅50%-60%，早期肺癌患者中阳性率较低，且在银屑病、肺炎、宫颈炎等良性鳞状上皮病变中也可能轻度升高，易出现假阳性，单独使用难以满足早期诊断需求。

        接下来是“敏感性担当”——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细胞角蛋白是上皮细胞的结构蛋白，CYFRA21-1是其可溶性片段，在非小细胞鳞状细胞肺癌中敏感性高达65%-75%，显著优于SCC，对早期病变的检出能力更强，同时还能反映肿瘤负荷和治疗效果，治疗后指标下降通常提示疗效较好，复发时可能再次升高。不过其特异性稍逊于SCC，在腺癌、小细胞肺癌及肝炎、肝硬化等良性疾病中也可能升高，需结合其他标志物鉴别。

        作为“广谱性标志物”，癌胚抗原（CEA）在这场PK中虽不具特异性优势，却不可或缺。CEA原本是胚胎期的蛋白质，成人血清中含量极低，在非小细胞鳞状细胞肺癌患者中阳性率约40%-50%，低于SCC和CYFRA21-1，且在腺癌、结直肠癌等多种肿瘤及吸烟人群、肺部感染患者中均可能升高。但它的价值在于联合检测——与SCC、CYFRA21-1协同使用时，可将非小细胞鳞状细胞肺癌的诊断敏感性提升至80%以上，同时有助于排除其他肿瘤，提高诊断准确性。

        除了上述传统标志物，近年来新兴的“分子标志物”也崭露头角，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融合等。尽管这些标志物在鳞状细胞癌中的发生率低于腺癌（EGFR突变率约3%-5%，ALK融合率不足1%），但对精准治疗意义重大——携带突变或融合的患者可接受靶向治疗，显著延长生存期。此外，循环肿瘤细胞（CTC）、循环肿瘤DNA（ctDNA）等液体活检标志物，凭借无创、可动态监测的优势，成为早期筛查和复发监测的潜力选手，弥补了传统血清标志物的不足。

        综合来看，这场生物标志物PK没有绝对的“赢家”，各有侧重且互补性强。临床实践中，单一标志物检测难以满足精准诊断需求，通常采用“传统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如SCC+CYFRA21-1+CEA）提高早期检出率，再结合影像学检查、病理活检确诊；对确诊患者，进一步检测EGFR、ALK等分子标志物指导治疗方案选择。未来，随着液体活检等技术的不断发展，非小细胞鳞状细胞肺癌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将更精准、更便捷，为实现“早发现、早治疗、精准治”提供更强支撑。